本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关于中国人口机制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ldo;性的激情&rdo;；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

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14）。

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人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ldo;积极制衡&rdo;（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

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ldo;悲观&rdo;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ldo;神话&rdo;（15）？

由此，一个新的&ldo;神话&rdo;出现了。

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

不是在二十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

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16）？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ldo;避孕&rdo;的。

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ldo;取证&rdo;，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17）。

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

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两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19）。

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20）。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

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ldo;强力避孕药&rdo;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ldo;不孕&rdo;的效果，于&ldo;不自觉&rdo;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

其次还有一些&ldo;断产&rdo;和&ldo;疏胎绝产&rdo;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