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顿觉泰山压顶，呆愣如木鸡，半天都缓不过神来。

张居正也发现了自己的唐突，慌忙语气柔和：&ldo;皇上英明，这等搬弄口舌，不知在位者辛苦的小人，他的话哪里会有道理可言呢？&rdo;

朱翊钧紧张地频频点头。

几天后，赵世卿被调入某王府任职，这是个严重的处分，因为王府官员极不易升调，一入王府，仕途就注定了。

实际上，张居正主政后的种种措施，都建立在执行力上。

执行力异常强大，说到就做，甚至先做再说，这都是张居正主政期间政府的一个特征。

执行力强固然有好处，却也有坏处，人人都急促，人人都忙得忘乎所以，人人都神经紧绷。

1580年八月，张居正收到亲家刘一儒的信，这是一封议论朝政的信，平心静气，发自良知：

我听说，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须要精明，但要培养良好体制，必须要浑厚。

自您当了大明帝国的家之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政府官员尽心尽力，效率奇高。

我以为，事功您是建立了，但您制定的各项法律实在严苛，考成法执行起来太不近人情。

既然现在政府已走上正轨，从前的一些苛刻规定是否能撤销？不然，大部分官员都活在惶恐中，恐怕有失浑厚。

不培养元气，就养不了敦浑之体，将来弊必大于利。

这不是刘一儒闲扯淡，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刘一儒的话可谓洞见本体。

中国传统政治讲松弛之道，而以柔和为主，不主张刚健治国。

所以，以铁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骂，以严苛法律治国的秦始皇被人诟病。

张居正的整顿吏治，实际上是阳明学&ldo;知行合一&rdo;的加强版。

一个人良知不被遮蔽，知道了就必会去行。

但张居正认为所有官员的良知都被遮蔽了，只知不行，所以他把&ldo;知&rdo;作为命令，我的命令就是你的&ldo;知&rdo;，命令一下，你必须去行。

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不要想是对是错，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对的。

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许多人当成是外物，也就是不能自得于心的东西，这就导致执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愿。

忍受严刑峻法的逼迫只好去行，可一旦张居正去世，严刑峻法消失，这些人会马上恢复本心，不再去行。

刘一儒的担心正在于此：看似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实际上是受心外的法律压制，法律消失时，就是他们的强烈反弹之日。

到那时，张居正规划的一切都会&ldo;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do;。

道理人人会讲，张居正也有他的道理：乱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药。

面对滥局面，必须要以雷霆之力迅速摆正它，其他一切方法都是空谈。

如果他真的听从刘一儒的意见，改弦易辙，必能收回大部分人的心，但他不可能听从，因为他是张居正。

他从坐上首辅的椅子那天起，就深刻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知行合一，如何去知行合一。

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原因只有一个：他认为自己是在致良知。

也许，正是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才大踏步走到今天。

在他看来，只有艰难险阻才是实学，人只有在障碍中才能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才能锻造强大的心力。

碌碌无为，永不可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孙海、客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