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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底，叶若夫将这封信的草稿呈交斯大林后，斯大林亲手作了许多修正和补充。

草稿的题目是《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恐怖活动》，斯大林把它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

&ldo;团体&rdo;变成了组织严密的&ldo;集团&rdo;，罪行的程度因此也提高了。

在草稿的第二页上有一句话：&ldo;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团体的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

&rdo;斯大林把它改为：&ldo;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同样，托洛茨基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同志案件中的作用也还没有彻底查清。

&rdo;斯大林这里的具体修改寓意是深刻的。

它预示着后来所谓的托洛茨基&ldo;后备中心&rdo;的揭发。

在草稿第二页上斯大林加上了一句话：&ldo;同样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行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在一起的。

&rdo;9在草稿的第四页上的一句话：&ldo;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rdo;，被斯大林改成：&ldo;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

&rdo;10从而强调了这个联合中心的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央的信把反对派成员的供词和相互揭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确实描绘出一个完整的阴谋恐怖组织。

这个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行动。

尽管可以作为确实的行动的只有杀害基洛夫一件事，尽管中央的信中没有举出一件犯罪的物证，但是，对于不了解秘密审讯过程，不了解&ldo;托‐季联合中心&rdo;的制作过程，不注意物证在审案中的地位，对党中央怀有朴素的信任的广大党员和群众来说，这样的信确实具有极大的蒙蔽和欺骗作用。

这种作用因各级组织的宣传和贯彻而成倍地膨胀。

而这正好是下达信件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

另外，中央的信还通过被告的口供，似乎是顺便实则是寓意险恶地点到了右倾反对派领袖、军队中的阴谋集团和尚未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预示了将来的更大规模的镇压，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不仅表现在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以及支持甚至同情反对派的人列为打击或怀疑对象，而且表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保持所谓高度的警惕性，去怀疑和揭发周围的人，而不敢坚持真理、正义和事实，甚至不敢保持沉默，至少也须人云亦云。

于是，各地又掀起了一股告密的邪风。

1914年入党的女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克谢尼娅&iddot;帕夫洛夫娜&iddot;丘季诺娃，1936年3月当选为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书记。

区委委员中有许多有名的党的干部，比如&iddot;乌里扬诺娃、b&iddot;明仁斯卡娅、Л&iddot;热姆丘任娜等。

丘季诺娃后来回忆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时说：&ldo;每天上午，各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iddot;赫鲁晓夫。

他告诉我们，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

其中，重点常常是提高警惕性，加强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

有时候，卡冈诺维奇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rdo;（11）科泽尔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向州党委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了许多本地的居民，还把他在以前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

每谈到一个人，他都写上，此人可能至今未被揭发出来。

告密的人中不仅有盲目信任中央指示的，胆小怕事人云亦云的，也有挟嫌报复和希图立功而向上爬的。

由于这样的告密风，苏维埃敌人的数量急剧增多。

许多诚实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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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心中并不相信，但是他总习惯于这样想：或许别的地方暗藏的敌人确实比较多。

这种政治、组织和思想状况，为以后群众性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