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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时，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奉命从德国潜入苏联实施恐怖行动，但他没有被当作&ldo;联合中心&rdo;的被告，而纳&iddot;卢里耶根本没有提。

这两个卢里耶是1932年经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到苏联的，在侦讯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的证据和材料。

可是，在起诉书的第二稿，他们2人成了一些进行恐怖活动的小组的领导人。

起诉书的第二稿于8月10日呈送斯大林后，又作了修改。

维辛斯基又根据修改拟出了第三稿。

被告的阵营中又加进了叶甫多基莫夫和捷尔‐瓦加尼扬，他们被当作&ldo;联合中心&rdo;的领导成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甫多基莫夫于1936年8月10日才开始交待与&ldo;联合中心&rdo;有关的罪行。

而捷尔‐瓦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月14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书出笼的经过可以看出，维辛斯基并不只是轻信内务部制造的案情材料，并不只是坚持错误的审判学，而是一个知情人，一个制造30年代冤假错案的参加者和帮凶。

公开审判的决定和起诉书公布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从形式上看，这些事关重大的文件的拟定都是由有关法律机构进行的。

但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政出谁手。

为了使普通人们和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无法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制，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所选择的时机是斯大林等高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度假，不在莫斯科的时候。

国家和政府首脑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也在外地度假。

这样做的目的还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等举动完全是法律部门的事情，是正常的法律程序。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起到缓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1936年8月15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

被起诉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穆拉奇科夫斯基、德赖采尔等原反对派成员。

起诉书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他们暗杀基洛夫和策划针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

根据后来季诺维也夫在公开审判中的交待，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进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似乎认为，这一行动应导致全世界的共产党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

联共（布）中央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会惊慌失措，会不可避免地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谈判，请他们出来领导党。

起诉书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列举&ldo;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rdo;的罪名，证明种种罪名的各个被告的供词。

除了这种相互证明参加犯罪集团和犯罪的供词外，没有任何如决议、信件、名单、指示、笔记、日记、传单、现场考查、武器、器材等实物证据。

被告的罪名和供词排在一起，读起来很像逻辑学中的&ldo;同义反复&rdo;。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的话，可以这样表示：某某被告犯了恐怖活动罪，因为他承认自己犯了恐怖活动罪，同案其他被告也说他犯了恐怖活动罪。

起诉书在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反对联共（布）领导的策略上向恐怖手段转变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一封公开信，此信1932年3月1日刊登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公报上。

他们在这封信中说，必须实现列宁的遗嘱：把斯大林搬开。

很显然，这样的话是不能作为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指示和国内托洛茨基分子犯罪的证据的。

国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