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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代表的检察官如要存在就只能充当当权者的代言人。

对于这一点，维辛斯基不仅明白，而且本人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

后来，他于1937年3月在检察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讲话说：&ldo;必须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和时刻，比如说，法律实际上过时而应当把它们撇在一边。

&rdo;（18）为了使这种无视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得以贯彻和实施，维辛斯基提出了他的法学&ldo;理论&rdo;。

他说，在涉及国事罪的案件中，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是被告自己的承认。

另外，维辛斯基还论述了法庭的任务。

他说，法庭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的，因为犯罪事实已经过去，法庭无法再制犯罪过程。

既然无法确定事实真相，那就无须去这样做，只要确定被告罪行的&ldo;最大可能&rdo;就够了。

因此，法庭的目的便不是寻求真相，而是确定被告由起诉所认定的犯罪的&ldo;可能性&rdo;。

一旦这种可能性被法庭确认，便可作为判罪的根据予以判罪。

（20）而在被告权利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犯罪的&ldo;可能性&rdo;是诡辩术所不难证明的。

法庭论证被告犯罪的&ldo;可能性&rdo;和被告本人的承认加在一起，构成了维辛斯基审判学的基本理论，是专制政权任意施为的法学根据。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以及后来几次公开审判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面对如此重要、如此众多、罪行如此严重的被告，检察长先生拿不出哪怕一件确凿的物证，来证明这一阴谋集团及其罪行的存在，但却丝毫无碍骄矜的公诉人揭露和申斥被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如同一个导演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之作，维辛斯基显得是那样地得意和神气十足。

当然，说维辛斯基是导演并不确切，因为真正在后台当导演的并不是他。

但是，起码是他在前台临场指挥并享受成功的喜悦。

他看到，在他导演的剧作中，除了像斯米尔诺夫等个别人进行过不成功的反抗外，被告们对他在起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有的甚至于想方设法争相予以承认和证实。

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桩骇人听闻的大阴谋，而根本用不着顾及事实和听众是否相信，也根本用不着担心他的话会受到批驳和揭露，因为他要说的话是遵循最高指示，是不受党和人民的检查和监督的。

很可能，像维辛斯基这样的混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政客和文痞原本就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演戏，谁演得真切谁就是胜利者。

维辛斯基首先对大审判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他说，还175在三年以前，斯大林同志不仅预见到了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必然的反抗，而且还预见到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活跃的可能性。

目前的法庭审判完全地和十分明确地证实了这一预见的伟大和英明。

接着，他抨击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再次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各种罪行。

接着，他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基洛夫遇难的事件：&ldo;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竭力撕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最最优秀的人物。

他们杀害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珍贵的革命家，这是一个卓越的、非凡的人，一个心底坦荡和乐观的人，就像经常挂在他嘴边的笑容一样，他的坦荡和乐观就像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

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把刀戳向了我们的心窝。

他们以为能够因此而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惊慌和恐惧。

&rdo;（21）然后，维辛斯基剖析起斯米尔诺夫的顽固不化和支吾搪塞。

他说，斯米尔诺夫顽固地否认他参加了托‐季中心的任何恐怖活动，可是他的罪行已被其他人的供词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