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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治局对待实行恐怖镇压政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是坚决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

莫洛托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他的名字后来又出现在阴谋集团妄图杀害的名单中，而他只能用度假回来的政治态度赢得这种待遇。

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是反对恐怖政策的，他们的政治命运不久将被决定。

另外，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后来于1937年2月被捕，被捕前他们的问题形式上还经过了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还在中央委员会上作了自我辩护。

既然1937年2月还要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那么1936年9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至少形式上还有一定的作用。

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还不能随意越过中央委员会被开除出党、逮捕和审判。

如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当时还能作出一定抵制，迫使检察院撤销对布哈林、李可夫侦查的决定，那就说明当时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故意延宕不归，不但留给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一个暴露的时间和机会，而且避免了和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冲突。

同时，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上作出某种策略性的退让，既能表明他作为最后决策者的地位，又能表明他作为最高领导的高姿态。

在布哈林、李可夫问题上的退让显然只是政治上的退让，因为法律上并没有取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恢复侦查的权力。

既然刚刚结束的公开审判只凭被告在重压下的口供，就可以判处被告死刑，那么已经被别人交待出来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为什么不能被侦查呢？为什么不能取得他们本人的口供呢？因此，只要不宣布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供词是伪证，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怀疑及197侦查的可能就没有解除。

他们随时可能被押上被告席。

在这里，重要的条件是时机和一个完完全全忠顺的内务部。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意见分歧和某种程度的抵制，如果与一个不完全忠顺的内务部结合起来，肯定不利于已经落后了4年的清查工作。

雅哥达在第一次公开审判准备期间已经表露出与叶若大的分歧。

叶若夫奉命监管内务部的工作，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图，也说明雅哥达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降级。

据说，雅哥达没有参加有关公开审判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曾建议将公开审判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他还公然表露出对一些被告的供词的不相信态度。

后来在他自己被审讯时，他曾被指控包庇了斯米尔诺夫、鼓励右倾反对派分子乌格拉诺夫挺住和坚持自己的供词。

据说，他相信了答应不杀季诺维也夫和加术涅夫的许诺，在他们被处决以后表现出不应有的惊慌失措和不满。

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曾与阿格拉诺夫一道，多次攻击雅哥达软弱和退让。

这也是雅哥达上述态度的一个证明。

最后，就是内务部与解除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的决定的关系。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经过一次审问就被解除审查，这与内务部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大的态度大不一样。

按照以前的惯例，要解除对某人的侦查，须有内务部门关于进行侦查的证据不确的报告。

如果内务部就布哈林、李可夫问题送上了这样的材料，那就说明他们采取了危险的辩护立场，如果没有送上这样的材料，但是不坚持对布哈林、李可夫进行侦查，至少也说明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

雅哥达和内务部一些干部的消极不满的情绪和态度，构成了继续深入执行恐怖镇压政策的阻力。

但是，不完全忠顺的态度并不是构成雅哥达垮台的唯一原因。

雅哥达的继任人叶若夫是一个完全忠顺于上司的人，但他后来也同样被撤职和处决了。

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还把雅哥达、叶若夫这样的人作为上司的政策的替罪羊。

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他说，行政命令体制要求有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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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机构和绝对执行上司命令的官员。

因此，像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这样的人的出现就是合乎情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