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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真正的政治集团都不会把刑事破坏活动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

如果一个政治集团以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它是决不会把本集团的大量精力花费在诸如往矿井里埋炸药、往饲料中投毒这样的破坏活动上去的。

另外，一个反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组织也是不可能通过经济破坏活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

实际情况正相反，政治阴谋组织一般竭力避免因具体的破坏行动而暴露自己。

但是，苏联公开审判的组织者根本不理会这个常理，他们硬是要把属于刑事犯罪集团的活动强加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身上，以为这样做，再加上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就可以把谬误变成真理，把谎言变成事实，把&ldo;平行中心&rdo;的人打成十恶不赦的人，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公开审判的组织者制造出了前面所说的三个政治破坏集团。

让我们举例说明它们的炮制过程。

在西伯利亚有一个距莫斯科三千多公里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里安置了一些恢复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

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工人们凭着革命的觉悟和良心忘我地工作着。

当地领导由于生产任务重和资金缺乏，对生产的安全注意不够，重大事故时常发生。

1936年9月23日，正当内务部需要重大破坏案件以便将它们与阴谋集团联系起来时，库兹巴斯的卡麦罗沃矿的中心矿井发生爆炸。

矿长诺斯科夫和几个下属干部立即被捕。

9月30日逮捕了诺斯科夫的上司诺尔金。

诺尔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与在该地区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德罗布尼斯的关系，而后者又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重要成员穆拉洛夫有联系。

最后，内务部将他们与皮达可夫联系起来。

内务部经过对一干人犯以重压和讹诈为手段的&ldo;加工&rdo;和&ldo;培养&rdo;，制造出西西伯利亚的&ldo;托洛茨基的巢穴&rdo;，并把这个案件加以渲染，招摇过市地公诸于世。

1936年11月19日至22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新西伯利亚市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审判会，审判会由乌尔里赫主持。

诺斯科夫等人其中包括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受到审讯，其主要罪行是与德国情报机构相勾结和在库兹巴斯进行破坏活动。

中心矿爆炸使10人死亡，14人重伤。

法庭判处9名工程技术干部死刑。

起初，这一案件的被告中有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伊洛夫，但在结束侦讯以前他们被安排为另案处理，他们本人被安排为这次审判的证人。

后来事情明白了，原来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伊洛夫列入了&ldo;平行中心&rdo;的被告之中，而整个卡麦罗沃一案案犯的罪行也都算到了&ldo;平行中心&rdo;的帐上。

与以往的案件的审判不同，这次除了犯人的口供还有物证，即罪犯似乎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

在法庭宣布的所址的地下室里确实有一个印刷所。

不过它是由犯人在内务部的安排下在案发后布置的，完全是伪证。

而罪犯们散发成千上万张传单的罪行更是凭空捏造，因为卡麦罗沃的居民根本没捡到过什么传单，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事件。

唯一没有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后来蹲了盖世太保的监狱。

他说他在卡麦罗沃的供词完全是假供，内务部当时利用他私生活中的隐私对他进行了讹诈。

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克拉夫琴科写了《我选择了自由》一书。

他在书中说，1939年他被委任为卡麦罗沃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人。

那时，&ldo;破坏分子&rdo;虽然被枪毙了，但重大事故仍然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