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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地点是中央委员会驻地。

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分子与&ldo;托一季中心&rdo;相勾结的供词。

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

索科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见的：&ldo;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年的时候，他（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

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支持，竭力争取他们参加集团。

1933年底或1934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他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

&rdo;（19）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起考证的。

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他说，他当时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面。

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

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为&ldo;恶毒的杜撰&rdo;。

8月21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布。

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

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对派成员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

不仅如此，报纸于9月10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

通报说：&ldo;侦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iddot;伊&iddot;布哈林和阿&iddot;伊&iddot;李可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

&rdo;（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子是个大案，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查不到20天。

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

究其原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

1936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

而且谁都知道，布哈林是这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

这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

在党内、政府内，尤其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

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除了。

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

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尤其是1937年6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

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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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do;右派阴谋集团&rdo;案的初步炮制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

实际上，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

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