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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iddot;邓尼当时公正地写道：&ldo;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己会被枪毙的。

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切。

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ldo;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

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极为信服。

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

&rdo;（41）哈罗德&iddot;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有充分看到在54名被告中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

他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

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

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命，她必须活下去。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

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都是不存在的。

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庭的形象。

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

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稳定和团结。

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

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在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胁的。

在30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

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

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天壤之别！

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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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