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民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

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

不要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

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

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

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藉口。

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

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

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

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

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

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

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

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馀。

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

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

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

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

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

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

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

……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