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ldo;裱糊匠&rdo;来作比方，裱糊匠的工作也是循序渐进的，从上房换瓦开始到更换房梁，有个漫长的过程。

&ldo;裱糊&rdo;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固地基，随时监测，尤其是不能因&ldo;裱糊&rdo;工作而掏空了地基。

清末新政中，自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动作猛，幅度大，其实就是毁坏了地基，最后造成整体的坍塌。

恭亲王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当然是有机会成功的，但需要他们随时注意对自己要害部位的保护。

恭亲王在临终前叮嘱光绪皇帝小心康梁等&ldo;小人&rdo;，其实正是老成谋国之言。

那种认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放开放开再放开，宁右勿左的极端想法，如果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了。

改革从来不应是极端语言的游戏，执行力在其过程中至为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政权的最终覆灭，而否定了改革的作用。

改革的作用，不仅及于当时的政权，更及于整个民族。

发韧于恭亲王的近代改革，超越王朝更替和种族的界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

自恭亲王之后，只要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即使是那些草莽出身的统治者，也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行类似的改革，张作霖的东北、阎锡山的山西、马家军的甘肃，莫不如此。

【《中国经营报》记者】你通过对恭亲王及清末改革成败的回溯，一直在强调权威性是推动改革的前提，但改革本身就是对现有利益权力格局的调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改革者的权威性呢？

【雪珥】改革是一种牵涉面很广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不是坐在书斋中做点沙盘游戏就能做到的，不是在领导讲话中多用几个排比句，在中央文件中多加几个感叹号，就能达成的。

它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调整，它既会产生受益人，但也会产生受损人。

最郁闷的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受益人也都在不断抱怨，无人喝彩，改革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结局。

中国历史上从商鞅开始，几乎都是在大多数人群享受着改革的成果时，其倡导者却被押上了改革的刑场，他们的作用要过很多年甚至很多世纪后才能被历史所认同。

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作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ldo;治大国如烹小鲜&rdo;，改革者最艰难的就是把握火候。

戊戌变法之所以成为一场儿戏，就是因为动机不纯，而分寸又太乱。

几个年轻干部刚刚摸到权力的边儿，就贸然地砸了上到中央各部委，下到各省的一大批干部的饭碗，搞得人人自危，把几乎整个干部队伍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至少是政治手腕上不够圆润，缺乏技巧，也说明自称&ldo;改革者&rdo;的那些人对自己的目标定位及达成途径的盲目。

恭亲王临终遗言，并非反对改革，而是提醒光绪皇帝要慎重，欲速则不达。

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那个儿戏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绪皇帝及整个中央的能力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

为了保住光绪的皇位，慈禧太后出面和稀泥，并且以册立&ldo;大阿哥&rdo;的方式，来安抚愤怒的既得利益者们，从而导致了&ldo;极左派们&rdo;的全面回潮，一路往左飞驰，直到酿成义和团的大动乱。

国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由戊戌的&ldo;极右&rdo;转向庚子的&ldo;极左&rdo;，直到辛酉变法开始才回到正轨上来。

但在这一大折腾中，帝国仅存的元气即中央权威资源几乎耗尽，从而点燃了十年后分崩离析的导火线。

如何维持和不断增加权威资源，是对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验。

这方面，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们，有不少精彩的阐述，也在中国得到无数人的关注，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

我不是个政治学学者，没有能力提供药方，我只是个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ldo;记者&rdo;，希望通过自己的发掘，给大家提供一些细节而已。

【《中国经营报》记者】以恭亲王为代表的王朝势力推动的改革一定是一种渐进模式，以清末各种势力的博弈态势为例，在这种渐进改革路径中，如何不断地化解集聚起来的风险呢？

【雪珥】有利益整蔡，就必然有利益冲突。

有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干部下岗分流，被分流的人，当然不高兴了，而这恰恰是晚清改革迟迟难以涉及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ldo;反动、腐朽&rdo;的清政府不肯放权、让权，而是那些寄生在旧体制上的官僚们难以安置。

精简政府机构，这自始至终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恭亲王时代不敢涉及，因为国家刚刚从内忧（太平天国动乱）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及中法战争等）中复苏，需要一大批干部，哪怕是贪官污吏或不称职者。

思想观念不一致，这比较容易解决，恭亲王就常将反对改革的&ldo;保守派&rdo;们，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工作，让他们尝尝当家人的感觉，其中大多数人几乎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革派。

但涉及到利益冲突，那就不是&ldo;换位思考&rdo;能解决的。

恭亲王一死，戊戊变法就先拿公务员开刀，结果反弹力最大到差点端掉了光绪的皇位，这可不是什么加强对领导十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

直到1906年哀世凯主持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他这么强势的人物，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

实行宪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后征询出洋考察的载泽和端方等的意见，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即进行，因为它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利君，因为可以保障皇帝&ldo;世袭罔替&rdo;，但就是不利官，这是很精辟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