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你的首要任务是亲赴香港，&rdo;他说，这话他后来又重复了多次：&ldo;马上前往香港。

&rdo;

尤其让他感到不快的是，格尔曼拒绝赴港与他见面，称《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此举并不理智，存在风险，尽管c认为如此顾虑尚属多余。

我做出承诺，说自己绝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那次网上交流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他爆料的目的何在。

从劳拉展示的那些电子邮件来看，貌似他感觉有责任向世人公开表明，美国政府正在秘密打造庞大的监控体系。

但他此举究竟有何用意？

他的回答是：&ldo;我想激起一次全球性的辩论，探讨隐私问题、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危险性等问题。

我对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无所畏惧。

我很清楚这样做可能会牺牲自己，但对此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清楚这属于正义之举。

&rdo;然后他又一语惊人：&ldo;我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相信自己有义务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及目的。

&rdo;他告诉我他已完成一份文件，在公布自己的知情人身份后，他准备在互联网发布这份文件。

这是一份支持隐私保护、反对监控的宣言，要向全世界征集签名，以展现隐私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支持。

公布身份的代价几乎毋庸置疑：至少也要身处囹圄，即便不会更糟。

尽管如此，这位知情人却还是一再强调，称自己&ldo;心甘情愿地&rdo;承担后果。

他表示&ldo;做这一切我只担心一件事，&rdo;那就是&ldo;民众看到这些文件后，只是耸耸肩，&lso;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在乎。

&rso;我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一无所获。

&rdo;

我向他保证，&ldo;不会这样的，你多虑了&rdo;，可我其实也并无多大把握。

多年来，我一直在撰写关于国安局滥用权力的文章，但我的体会是很难让公众关注国家机关秘密开展的监控行动：大家觉得侵犯隐私和滥用权力往往属于抽象的概念，难以引起公众发自内心的关注。

更重要的是，这个话题往往十分复杂，因此更难吸引公众的注意。

但这次的感觉不同，绝密文件一旦公开，就会引起媒体的注意。

另外，爆料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内部人士，而不是民权联盟的律师或民权倡导者，这无疑也会增加爆料的分量。

当晚，我对戴维讲了去香港的事。

我还是不大甘心就此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乘飞机赶到地球另一端去见一个连姓甚名谁都毫不知晓的人，特别是我根本没有证据能证实他的真实身份。

这可能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抑或其中有诈或是其他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呢？

戴维的建议是：&ldo;你应该告诉他，自己首先要看到部分第一手文件，才能确认他确实言之有物，这件事才值得你去付诸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