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声明之外，斯诺登还给准备帮助自己爆料的记者写了封信，解释他此举的动机和目标，信中还预见自己可能会遭到妖魔化的攻击：

我的唯一目的是告诉公众有哪些事情是以他们的名义做的，以及他们受到了哪些伤害。

美国政府及其附庸国勾结在一起，让全世界都遭受着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的困扰，无人可以幸免。

借助信息分类处理的技术能力和对谎言的掩盖，他们保护本国的体制不受公民监督，而且通过过度强调给被管理者有限保护，使得即便出现泄密的情况也能免于众怒。

邮件内附的各个文件都货真价实，旨在让我们了解覆盖全球的监控系统在如何运作，从而可以研究防范之道。

就在发送邮件的当天，该系统能收集整理的全部通信记录都准备留存数年，而且世界各地都在部署设置最新的&ldo;海量数据存储库&rdo;（或者用委婉的说法是&ldo;任务&rdo;数据存储库），而最大的数据存储库则位于犹他州的新数据中心。

虽然我也企盼公众的觉醒和辩论会带来变革，但我很清楚：政策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如果当权者利欲熏心，即使宪法有明文规定，政策也会遭到歪曲。

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要谈对人类的信任，而应该借助加密技术让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我立刻发现，最后一句话是源自一部1798年关于美国前总统托马斯&iddot;杰斐逊（thoasjeffern）的戏剧中的台词，也是我在写作中经常引用的：&ldo;我们不要谈如何信任行使权力的人们，而应该借助宪法的力量不让他们为非作歹。

&rdo;

阅读了这些文件和斯诺登的信后，吉布森和米拉尔被我说服了。

那天上午我抵达之后还不到两个小时，吉布森就做出了结论：&ldo;这么看来，你需要尽快去香港，你看明天出发怎么样？&rdo;

《卫报》决定参与进来。

我去纽约的目的已经达到。

现在我明白了，吉布森的意思是抓紧时间跟进此事，至少在当前是如此。

当天下午，我和劳拉一起与《卫报》负责安排差旅的员工一起研究如何尽快赶赴香港。

最好的选择是乘坐国泰航空航程16小时的飞机，于第二天离开肯尼迪机场。

但就在我们准备庆祝很快会见到知情人本尊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

那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吉布森说她想安排在《卫报》效力20年的资深记者埃文&iddot;麦卡斯基尔（ewenacaskill）参与进来，并说&ldo;他是个了不起的记者&rdo;。

考虑到此事的重要程度，我知道自己肯定会需要《卫报》其他记者的帮助，因此从常理上看这么安排无可厚非。

但是我并不认识麦卡斯基尔，而且对于在最后时刻把他强加给我们感到有些不爽。

&ldo;我想让埃文跟你一起去香港。

&rdo;她补充说。

我和麦卡斯基尔并不相识。

更重要的是，知情人也不认识他，他以为只有我和劳拉要去香港。

我非常担心，计划安排周到严谨的劳拉肯定会对这种突然变化大发脾气，这又被我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