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法让劳拉相信她的担心实属多虑，不过我还是尽量想说服她并让她认识到：《卫报》方面很坚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且等我们做好准备后埃文才会跟知情人见面。

劳拉却是不管不顾。

为了抚平她的怒气，我甚至说我自己可以不去香港，然而这一提议却被她立刻拒绝了。

去肯尼迪机场的路上遇到了堵车，有10分钟的时间我俩在车上气冲冲地一言不发，气氛十分尴尬。

我知道劳拉是正确的，事态不该如此进展，于是我打断沉闷的僵局告诉了她这一点。

然后我建议我们都不理埃文，把他逼走，假装他跟我们不是一起的。

&ldo;我们是站在一边的，&rdo;我恳求劳拉，&ldo;我们不要再吵了，考虑到所冒的风险，这将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我们难以掌控的局势。

&rdo;我劝说劳拉专心一起和我努力克服困难。

没多久，我们两人又恢复了平静。

快到机场时，劳拉从双肩包里拿出一个u盘，表情严肃地发问：&ldo;猜猜这是什么？&rdo;

&ldo;什么？&rdo;

&ldo;那些文件，全部都在这里。

&rdo;她答道。

＊＊＊

到达机场时，埃文已在门口等我们了。

我和劳拉对他都很诚恳，但却有些冷淡，希望让他能有受到排斥的感觉，想让他知道如果我们不同意就没他什么事。

作为当前我们痛恨的唯一目标，我们把他当成了别人硬塞给我们的额外行李。

这样做不怎么公平，但我满脑子想的只是劳拉u盘里存储的宝贵信息，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根本没有过多考虑埃文的问题。

来机场的路上，劳拉曾经在车上花5分钟的时间给我介绍过计算机的安全系统，她说准备在飞机上睡觉。

她递给我那个u盘，建议我开始看那些文件。

等到了香港，她说，知情人就会把我那一份文件交给我。

飞机起飞后，我拿出自己那台没有联网的电脑，插入劳拉给我的u盘，按照她教的方法装载了那些文件。

在随后的16个小时里，尽管非常疲惫，我却在一边一份份地阅读那些文件，一边兴奋地做着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