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确实很乱。

桌子上放着服务员送来后还没吃完的饭菜盘子，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斯诺登清理出一把椅子，请我坐下，然后自己坐到了床上。

房间很小，我们彼此的距离还不到5英尺。

我们之间谈话的气氛紧张、尴尬而又呆板。

他马上谈到了安全问题，问我是否带了手机。

我说带了这部仅限巴西国内使用的手机。

他却执意要求我取下电池或者把手机放在迷你吧台的冰箱里，以免我们的对话遭到监听。

就像劳拉在4月里告诉我的那样，斯诺登说美国政府能利用遥控手段激活手机来监听谈话内容。

这样我就相信确实有这种技术了，但当时却仍然认为他俩的担心有些疑神疑鬼。

后来发现，我才是受到误导的人。

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各种罪案调查中使用这种技术。

2006年，对纽约犯罪团伙提出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联邦法院的法官就曾判定联邦调查局使用&ldo;漫游窃听器&rdo;属于合法行为，当时实际上就是通过远程控制把个人手机变成窃听设备。

把我的手机安安稳稳地放进冰箱后，斯诺登又从床上拿了几个枕头放到门下。

&ldo;这是为了防止走廊有耳，&rdo;他解释道，&ldo;房间里可能有录音或录像设备，不过好在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快就会见诸报端了。

&rdo;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对斯诺登的身份、就职单位或作为仍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也就拿不准我们可能面临什么威胁，不知道是监控还是别的形式，但却一直感觉不那么稳妥。

也许是为缓解紧张的情绪，劳拉连坐都没坐，什么话也不说，直接打开包拿出相机和三脚架，然后走过来在我和斯诺登的身上别上了麦克风。

先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她在香港给我们录像的计划，毕竟她的身份是纪录片制片人，而且在拍摄关于国安局的影片。

我们的所作所为将成为她拍摄项目的重要内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了录像环节。

从心理上讲，秘密接触一位被美国政府认为犯了重罪的知情人并同时为他录像，确实不那么容易接受。

没过几分钟，劳拉就准备好了。

&ldo;现在我要开始摄像了。

&rdo;她宣布说，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

一想到她在做摄像记录，我们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本来我和斯诺登的交流就很不自然，录影开始时，我俩立刻变得更加拘谨、更加生分，姿势僵硬，语速也慢了下来。

这些年来，我作过许多场有关监视改变人们行为举止的演讲，多次强调过，研究表明人在得知自己被旁人观察时会变得更内敛、讲话内容更放不开。

如今我亲眼看到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考虑到过多客套也没有用处，我就索性直奔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