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了此事的严重性，但不知道《卫报》的主编们会作何反应。

我在《卫报》工作期间向来独立编稿，会写一些报道类的文章，但绝不会是爆料政府机密这类的内容。

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有无数的未知需要我去面对。

主编们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恐吓和威胁吗？他们会选择花数周的时间与政府谈判吗？他们会让《华盛顿邮报》爆料此事以求自保吗？

我已经做好了立刻发表有关威瑞森公司那篇报道的准备：我们手里有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文件，而且毫无疑问是真实可信的。

美国民众有权知晓政府如何对待他们的个人隐私，这是刻不容缓的。

同样迫切的是我对斯诺登承担的责任。

他所做出的选择展示了他的无畏、激情和勇气。

我决心也用同样的精神来报道此事，不辜负他付出的牺牲。

只有放开手脚大胆报道才能赋予这篇文章力量消除政府给记者和线人带来的恐惧心理。

偏执的法律提醒和《卫报》的优柔寡断都是这种无畏精神的敌人。

那天晚上，我给戴维打了个电话，向他承认自己越来越担心《卫报》的事。

我也和劳拉讨论过这种担心。

我们决定等到第二天，如果《卫报》仍然不发表第一篇文章，我们就另想办法。

几小时后，埃文&iddot;麦卡斯基尔来到我的房间了解有关斯诺登的最新情况，因为他一直没见到斯诺登。

我跟他讲了自己对拖延的担心。

&ldo;你不用担心，&rdo;谈到《卫报》时他说，&ldo;他们很积极。

&rdo;埃文向我保证，说《卫报》在伦敦多年的主编艾伦&iddot;拉斯布里杰（alanrbridr）&ldo;很感兴趣&rdo;，并且&ldo;承诺发表这篇文章&rdo;。

我依旧认为埃文视报社利益大过天，但是对他有了一点点好感，因为他也很急着发表这些文章。

他走后，我跟斯诺登讲了埃文跟我们一起过来、担任《卫报》&ldo;看护者&rdo;的情况，说希望他第二天跟埃文见一面。

我解释说让埃文参与此次会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确保编辑们心甘情愿地发表稿子。

&ldo;没问题，&rdo;斯诺登说，&ldo;但是你知道你有个&lso;看护者&rso;，所以他们才派了他来。

&rdo;

他们的会面十分重要。

第二天上午，埃文跟我们一起去了斯诺登的旅馆，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询问他，内容跟我前一天的问题几乎相同。

&ldo;我怎么知道你就是你说的那个人？&rdo;埃文最后问道，&ldo;你有什么证据吗？&rdo;斯诺登从他的手提箱里抽出一摞文件：他现在已经过期的外交护照，一张前中情局的工作身份证，驾驶执照以及其他的政府工作身份证。

我们一起离开了酒店的房间。

&ldo;我彻底相信他是真的了，&rdo;埃文说，&ldo;没有丝毫的怀疑。

&rdo;他认为无须再等。

&ldo;我一回酒店就立刻给艾伦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得立即将文章刊登出来。

&rdo;

从那时起，埃文就完全融入了我们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