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担心：即使跟《卫报》这样的大型媒体合作，把几十份国安局秘密文件公布出来也是冒险之举。

如果在没有机构保护的情况下单打独斗，那更是险上加险。

朋友和律师们给出的明智告诫不断在我脑中回响。

我正犹豫着，戴维说道：&ldo;你别无选择。

如果他们不敢发表，那么他们就不适合你。

你如果被恐惧操控将难成大事。

这就是刚才斯诺登得出的教训。

&rdo;

我们一同商量着跟简宁网上沟通的措辞：&ldo;现在已经5点了，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时限。

如果不在30分钟内立刻刊登稿件，我将终止与《卫报》的合作。

&rdo;刚要点击&ldo;发送&rdo;，我又迟疑了一下。

这句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仿佛是勒索信般的做派。

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卫报》，所有的一切都将公开，包括这句话。

所以我缓和了下语气：&ldo;我明白你有你的顾虑，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但我要继续前行，做我认为需要做的事情。

很抱歉这件事没能做成。

&rdo;然后我点了&ldo;发送&rdo;。

没出15秒，我旅馆房间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简宁打来的。

&ldo;我觉得你这么做很不公平，&rdo;她说道，毫无疑问有些烦躁。

如果我离开，那么没拿到任何机密文件的《卫报》将失去报道这件事的所有机会。

&ldo;我看你才不公平呢，&rdo;我答道，&ldo;我反反复复地问你准备什么时间发表，可你却不肯明确回答，只是搪塞。

&rdo;

&ldo;我们今天就发表这篇文章，&rdo;简宁说，&ldo;最多再等30分钟。

我们只是在做一些最后的编辑、设计标题和排版工作，5点半之前就能完成。

&rdo;

&ldo;好的，如果这样安排，那没有任何问题。

&rdo;我说，&ldo;我肯定愿意再等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