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记者被贴上激进分子的标签，一旦他们的工作受到从事犯罪行为的指控，他们就会被扫地出局，不再得到记者身份的保护，很容易就会遭到刑事惩罚，这在国安局监听事发之后，在我身上很快就得以印证。

当我从香港返回里约热内卢的家中刚进门不久，戴维就告知我他的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

他怀疑此次失窃与我动身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有关，他提醒我称我在skype上曾与他通话，谈到我有意通过电子形式发送的大量加密文件。

文件到达后，我曾说过他应该把这放在安全的地方。

斯诺登曾表示，必须要有个我完全信任的人保存一套文件的完整备份，以防我的文件丢失、受损或失窃，这一点至关重要。

斯诺登当初这样说道：&ldo;我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露面，你和劳拉的工作关系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也很难讲，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个人保存一份备份文件，让你随时可以提取，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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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可靠的人物非戴维莫属，但我一直都未来得及将文件发送出去，只有当我来到香港才有空付诸实际。

&ldo;你告诉我此事不过48小时，我的笔记本电脑就从家中失窃了。

&rdo;我不愿相信电脑被盗会与我们的skype交谈相关。

我告诉戴维，我决意不让我们过于神经质，把一切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件都安在中情局身上。

也许笔记本电脑是被某个私闯民宅的家伙拿走了，或者这不过是一起毫不相干的抢劫案。

戴维却逐一反驳了我的理论：他从未将笔记本电脑带出家门；他在家里上上下下翻了个遍，都找不到电脑的踪影；除了电脑之外，房间里什么都没动，也没有少什么东西。

他觉得我有些毫无理性，居然会拒绝接受看似如此显而易见的唯一解释。

到此为止，许多记者都已发现，国安局对斯诺登掌握了何许情报或是给了我哪些情报基本上一无所知，只知道文件的数量是多少，而不是具体有哪些文件。

美国政府（乃至其他国家政府）迫切希望了解我手里究竟有哪些情报，而这也合情合理。

如果戴维的电脑里存有所有这些信息，那么他们何不索性据为己有？

到这一刻我也意识到在国安局的监控面前，与戴维通过skype进行通话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方式都绝不安全。

政府有能力窃听到我计划给戴维发送哪些文件，因而会有强烈的动机将其笔记本电脑据为己有。

我从《卫报》的媒体律师大卫&iddot;舒尔茨（davidschultz）那里获悉，戴维关于失窃的解释的确合理。

通过与美国情报界的接触使他了解到，中情局在里约热内卢的活动较世界各地更为活跃，而且里约热内卢的情报站长&ldo;手段之狠远近闻名&rdo;。

基于此，舒尔茨告诉我，&ldo;你应该可以相当肯定地假设，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和所在之处都在受到密切地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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