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爆料伊始，劳拉和《卫报》的关系就不甚稳定，现在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

当我们一起在里约热内卢工作一周后，发现斯诺登前往香港藏身那天交给我的部分国安局文件已经损坏了（这部分文件我还没来得及交给劳拉）。

在里约热内卢劳拉无法修复这些文件，不过她认为回到柏林也许会有办法。

在她回到柏林一周后，劳拉告知我文件已经修复，可以还交与我。

我们安排了一名《卫报》员工飞往柏林领取文件，再将其带往里约热内卢并亲自交到我手中。

可是显然这次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上演的这出闹剧令大家心有余悸，《卫报》的员工接下来告知劳拉，他不会亲自把文件转交给我，而是要她使用联邦快递把文件寄送给我。

这使得劳拉怒不可遏，我以前从未见她如此大动肝火。

她冲我喊道：&ldo;你看看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他们这样等于是在说，&lso;转交文件和我们没有干系，是格伦和劳拉两个人在直接进行文件往来&rso;。

&rdo;她又补充道，使用联邦快递将这样的绝密文件在世界各地寄送，让她从柏林寄往里约热内卢的我，无异于将此事昭告天下，向相关方泄露了我们的操作秘密，她想不出比这更严重的泄密措施了。

&ldo;我再也不会信任他们了。

&rdo;她郑重地表示。

可我仍需要这些文件，其中包含了我正在撰写的文稿所需资料，以及很多亟待发表的内容。

简宁坚称这是误会，说这位员工曲解了他的主管的意思，在伦敦方面，有些管理者对帮助劳拉和我转交文件有些神经紧张。

但她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

《卫报》方面会派人当天前往柏林去取文件。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劳拉表示：&ldo;我再也不会把任何文件交给《卫报》。

我现在已经不信任他们了。

&rdo;

这些文件数量之大、敏感性之高，使得劳拉不愿通过电子文档的形式进行传输，必须要有个我们信任的人亲自前往。

此人就是戴维，当他了解到这一问题时，立刻主动请缨前往柏林。

我们都觉得如此安排毫无问题。

戴维了解此事的前前后后，劳拉认识他，也对他充分信任，他也一直准备前去拜访劳拉，讨论一些潜在的新项目机会。

简宁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同意《卫报》将担负戴维的差旅费用。

《卫报》的差旅办公室安排了戴维乘坐英国航空的航班，并将行程信息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戴维。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在出行期间会有什么问题。

采写斯诺登文件相关报道的《卫报》记者以及转交往来文件的员工曾多次往返于伦敦希思罗机场（heathrowairport），并未遇到过任何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