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袁政府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

；袁世凯还曾悬赏万元通缉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张汉英等。

（马庚存，1991年）这一史实反映出当时女性运动的高涨和运动阻力的强大。

中国革命中，一批女性领导人除了一般的革命目标外，还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独特目标。

1913年，宋庆龄发表了《现代中国女性》一文，指出：“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女性将与男子并驾齐驱。”

1924年11月，宋庆龄在日本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做了关于女性运动的讲演，她说：“女性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

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女性，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从她对理性的强调，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思想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在随后发表的关于女性的论述中，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即把女性的解放同阶级斗争、革命联系在一起。

例如她指出：“女性是国民一分子，女性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女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女性自身的自由平等，女性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

她又将女性运动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阐释如下：“我们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假使一方面反对男子的压迫，一方面凭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们同类的贫苦女性，这种矛盾的举动，只有使女性的地位愈加堕落。

因此，女性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界限。”

（转引自程绍珍，1991年）4、革命中的女性问题在中国和苏联革命中，女性问题从来都是同阶级问题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认为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职业革命家当中，倍倍尔是对女性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的人物。

他出版了《社会主义和女性》一书。

这部出版于1878年的著作被认为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影响更大，对女性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虽然后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经典之作。

与恩格斯相同的一点是，倍倍尔也认为，女性的受压迫状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结束这一压迫。

到那时，家务劳动和子女的抚养将成为集体的事。

倍倍尔认为，没有性别的社会独立与平等，就没有人类的解放。

既然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与私有制同时发生的，那么女性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实现也只有在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社会消亡时，才能最终实现。

他比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提出了非经济因素性质的压迫，其中包括性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传统女性服饰的禁锢人的作用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从母系继承转变为父系继承是女性的最大失败，而女性体力上的弱小是她们丧失权力的主要原因；倍倍尔在这一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生育功能。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