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了，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

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1。

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

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

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

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物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ldo;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do;的建议。

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

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才能说明当时已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知道，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主宰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

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

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立应付这场危机。

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ldo;大哥&rdo;蒋介石总司令。

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

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

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

这就是在中国叫做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

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

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作抵抗的准备。

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

张学良背了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

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ldo;考察&rdo;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2，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

他象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

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疗，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

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

他人很瘦，脸色清癯发黄，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

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

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

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ldo;药&rdo;要花二百元钱‐‐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ldo;逐步减少用量&rdo;。

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

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肌肉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年，人们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