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亲王是为了保证明朝的长治久安，但如何能确保做到这一点，朱元璋仍然颇费脑筋，他认为除了对诸王的教育锻炼外，就是要求诸王不能离开自己所确立的规范，不能改变自己定立的制度。

为了使对诸子的教育约束制度化、法律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四月十一就下令编辑《祖训录》，后来又下令编《昭鉴录》。

到洪武六年三月初一，《昭鉴录》成书了。

这是一部专门给诸子看的书。

它先后由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编修王撰等人编订。

内容包括汉唐以来藩王所行的善恶，用以对诸王进行劝诫。

宋濂为此书写了序，朱元璋赐以书名。

朱元璋对文原吉等人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

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但人情易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

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所望也。”

为教育诸子，让他们尝试挨饿受累，其用心也良苦了。

到五月初一《祖训录》也成书了。

《祖训录》共有十三目，包括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

朱元璋亲自为之作序：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久定，人已守是以息。

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

阅人既多，历事亦熟。

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已长者，甚相远矣。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

继而收揽英俊。

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剿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

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旧习■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

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备习奸猾，至难齐也，朕已齐之。

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

至于开导后人，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朝夕观览，以求至当。

首尾六年，乃七謄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

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

今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

凡我子孙，欲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

呜呼，其警戒之哉。

朱元璋把《祖训录》颁给诸王，并且将其抄录于谨身殿的东■、乾清宫东壁，还让亲王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随时阅读。

随后他又对诸臣说：

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

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

朱元璋所想到的是皇图永固，他认为他的子孙只要维持他定下的成法不变即可使朱明天下传之久远。

随侍之臣为朱元璋的这种认识找出了理论根据。

他们回答说：“自古创业之主，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