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

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

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

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於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

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

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

向使文帝听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

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

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

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於此。

叶伯巨同样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朱元璋完全相反。

他以汉晋两代的事例详尽地解剖这一问题。

汉朝初年，高祖刘邦鉴于秦室孤立无援，仍行分封制，后来又规定“非刘不王”

　，以确保刘氏江山。

但天下诸藩日臻强大，专恣自为，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贾谊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以削弱诸侯的势力，没被采纳。

景帝时吴楚七国更加骄横，势在必反，晁错再建削藩之议，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于是相继削赵王、胶西王、楚王之地，吴王乃与六王相约而反。

待七国次第平定，朝廷将地方用人之权，收归中央。

其后诸王的权力虽然削减，但其封地仍然很大。

武帝又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命令亲王在自己封地内分封众子弟为侯，从而将诸王的领地块块分割，避削地之名而行弱藩之政，使分封制有名无实。

从此地方权力全归朝廷控制，汉室得到安宁。

一百五十年以后，东晋武帝再次重蹈汉初覆辙，企图众建亲王以羽翼王室。

他分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并给以兵权，大国小国兵力从五千人到一千五百人不等。

武帝死后，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八王相继为乱，自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绵亘十六年之久。

国势陵夷，地方大乱，遂至匈奴刘氏举兵南下攻破洛阳，怀帝被俘。

叶伯巨担心明朝再走历史的老路，因尾大不掉而致乱，他建议在诸王还没就国时便“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