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

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

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

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

财有馀则用不乏。

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

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

……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

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

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

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3）制礼作乐　明刑弼教

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

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

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

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

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

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

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

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

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

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

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

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

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

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

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

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