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

自夏商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

我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修祀，著为常典。

朕今此举，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

卿等更夙夜尽心赞辅，庶几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够爱抚百姓，协助他使天下达于至治。

永乐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进京朝见，朱棣对他们说：

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

惟尽乃心，惟尽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

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道，极施无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门之外张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厉军民者，必罪不赦！”

我们还要举出朱棣命礼部发给中外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进他的致治之道。

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礼部移文中外诸司：

一遵成宪，爱恤军民，必崇实惠。

且以农桑衣食之本，必及时劝课；学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劝勉；赋役必均平，科征必从实，祭祀必诚敬，刑狱必平恕，孝顺节义必旌表，鳏寡孤独必存恤，材德遗逸必荐举，边徼备御必严固，仓库出纳毋侵欺。

有官吏贪暴旷职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具实纠举。

上文已经说过，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打起了维护祖训、恢复旧制的旗号，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于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顾惜地将其取消。

但如今大位既得，势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采取措施，至于祖训云云，对他来说并不像夺权时那么重要了。

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抚军民的事提到了日程。

其时，各地臣民对朱棣的大规模杀戮还惊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晓谕军民各安生业，他说：

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

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

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以高压强行使百姓就范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乐业”

，反以告讦、死刑相威胁，其时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轨道，朱棣还脱不出军事高压的模式。

他相继向全国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担任“整肃兵备，安抚人民”

的任务，如都指挥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苏州卫，都督佥事赵清往凤阳中都留守司，前军左都督李增枝往荆州，江阴侯吴高往河南、陕西等等。

但是，仅靠武力高压的“抚安”

是不够的，朱棣也同时注意到民生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