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谦所描绘的是一幅上下军民全面的社会生活图景。

这时，仁宗才即位五个月，虞谦所指的“今”

所存在的问题，显然主要由朱棣来负责，它是朱棣施政所带来的结果。

朱棣自称其为政要使民不失其养，如此弊政丛集，民焉得不失其养！

其他暂且不论，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犹有冻馁之虞，民间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朱棣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

不过是为他的好大喜功的兴做不止所做的辩解和掩饰。

既然百姓不失其养，便可以毫无顾惜地任意驱使劳役了。

朱棣好大喜功，又急于洗刷自己篡位的恶名，因而永乐一朝，大事频兴，国家百姓为之耗竭。

试看，永乐年间南征交■，战争持续二十几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

；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

，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

。

这样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养”

？正如洪熙元年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

，“土木屡作，劳者佛休”

，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难更加深重。

于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

。

仅就《明太宗实录》的记载进行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

、“强贼”

就达四十起之多。

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

和大批的“流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