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的恶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变、青年“左倾”

的主因。

同时也造成了岭大风气的改变。

岭大是教会大学，校园环境优美，有如世外桃源。

学生一向不大理会政治的。

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不由你不理了。

早在陈寅恪作《哀金圆》之前的两年左右，国民党的“大厦”

已经有了“将倾”

的迹象。

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军事的逆转。

本是国优共劣的，渐渐转为国共相持、互有进退。

踏入一九四八年，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共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边；陈（毅）粟（裕）野战军攻入豫皖苏，三路大军，互相配合，驰聘于江河淮汉之间，与国民党互争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这个时期的金应熙，也好像开始把自己研究的重点从学术而转向政治了。

他应学生的要求，举行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他是综合外国通讯社加上新华社所发的英文稿的，资料详实，分析全面，很受学生欢迎。

每次都有“爆棚”

之盛。

对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庆和，容庆和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

金应熙则正在致力于“四裔学”

的研究，“四裔学”

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langua），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

有一天他和我谈起容庆和，说容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观察》）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后微带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了’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

更“有意思”

的是，过了不到两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报》，和容庆和（笔名沙枫）【35】成为同事，没多久更从同事而成为好友。

他听了我转述金应熙这段话，也是微喟笑道：“他怎么倒羡慕起我来了。

我做的资料工作，谁都能够做。

他研究的‘四裔学’，却有几人能够。

那才更有意思呢。”

沙枫在《大公报》，是“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