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念历史的，第一次知道他曾经访问过陈济棠、李汉魂、李济琛、张发奎，甚至陈独秀，然后看到他和蔡廷锴、张大千、薛觉先等的合照，感觉上是震撼。

在脑海当中，这些都是鼎鼎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以为只在书上读到的，怎也没想到他们竟与我家翁在一起。

在我来说，那是一种不太真实的浪漫。

我以浪漫来形容家翁的一生，是形容侠盗罗宾汉那种浪漫，充满豪情、侠义、历奇、此志不移，又带点堂吉诃德色彩的那种浪漫。

罗宾汉和堂吉诃德是虚构的，但家翁的一生却是真实的。

家翁一九三九年加入香港《星岛晚报》，直至一九六二年退休。

加入《星岛》之前，他早已是任职《大光报》的成名记者，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一篇土肥原的采访稿。

一九三三年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二郎路过香港，事情本身就非常秘密，家翁不但探得消息，并且有办法登上邮轮采访。

翌日见报，当然轰动一时了。

抗日时期，家翁是个活跃的年轻记者，基地在香港，但他只身跑遍战地。

那儿有重要战事他就去那儿，那里有抗日活动他就去采访报道。

孙国栋教授和多位经历当年的长辈，谈起来都认为最感人的是他采访绥远百灵庙的抗战报道。

家翁在新闻界素有足智多谋之称，常常找到别人想不到的重要角度。

在采访绥远抗战时，除了别人看得到的战况、中国军民顽强抗敌的报道和战火摧残下民生惨情的描写外，他触角四伸，连垃圾堆都不放过。

结果给他找到日军留下的笔记，显示了日本侵略中国部署之精密；证明日军每到一地，攻略沿线的地理民情，连当地每家每户的人口畜口，均有详实记录。

这方面战后很多学者从文献可以证实，但家翁在战时已为南方的香港读者报道了。

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翁姑携同大姐纪远和襁褓中的纪安，经韶关赴桂林大后方逃难，后又亲历湘桂大撤退，战后才辗转回到香港。

听翁姑讲述平生经历，是一课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家翁那一代，真可算是苦难的中国人，经历比翁姑凄惨的人虽比比皆是，然而像家翁那么紧贴时代脉搏，当是少数，这与他的职业和性格有关。

家翁的多年同事和老友皆称他机警灵敏、思路纵横、交游广阔、有胆有识有义气，这是我绝对相信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采访到那么多的名人。

特别在抗战时期，南方的军官将帅，无一漏于他采访稿之外。

军政名人、文人学者，以至土匪恶霸，他都有办法接近。

家翁亲历的精彩掌故之多，真是难以尽说，他平生引以自豪的采访更不可胜数。

不过他常常提及的，倒不是访问土肥原或是绥远纪行，而是几件带有侠客色彩的事。

其一是在翁姑逃难桂林时，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

也落难榕城。

薛班为环境所迫，曾在香港沦陷后演过“跳加官”

，难为民众谅解，在桂林开锣恐有问题；二则粤班到桂林演戏，也有“地头”

问题。

果然开戏之后遭人恐吓破坏，演不成。

不演戏，班中兄弟炊事也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