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中的一个十多年后同我偶然相遇，这点我想稍后再说为好。

舞台转到东京。

按顺序‐‐我是说除掉没怎么亲切交谈过的中国同学‐‐对于我来说的第二个中国人算是大学二年级那年春天在做课余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学生。

她十九，和我同岁，个子不高，换个角度，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

我和她一起干活干了三个星期。

她干活非常热心，在她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

不过从旁看她干活的样子，似乎我的热心同她的热心本质上截然不同。

就是说，我的热心是&ldo;既然至少在干什么，那么或许有热心干的价值&rdo;这种含义上的热心，而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

很难表达确切，总之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仿佛她周围所有日常活动都因了这热心而得以勉强合为一束并得以成立。

所以，大多数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节拍，中途气恼起来。

直到最后也不发一句牢骚而同她搭档干下来的只有我这样的人。

说是搭档，其实我和她起初几乎没有开口。

我搭过几次话，但看上去她对交谈没有兴致，我便注意再不说什么。

和她第一次像样地开口说话，是一起干了两星期之后。

那天上午她约有三十分钟陷入一种精神危机，这在她是头一回。

起因是作业顺序出现了一点混乱。

若说责任的确是她的责任，但在我看来这类失误是常有的。

不过一时马虎大意罢了，任何人都在所难免，但她却像不这样认为。

一条小小的裂fèng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

她一句话也不说，完全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

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

我停止作业，让她坐在椅子上，一根根分开她紧握的手指，给她喝热咖啡，随后告诉她不要紧，根本不用担心，又不是来不及了，错了重来也耽误不了什么，即使耽误了也并非世界就此终止。

她眼神怅怅的，但还是默默点了下头。

喝完咖啡，她似乎多少沉静下来。

&ldo;对不起。

&rdo;她低声道。

午饭时间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她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做工的场所是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又黑又小的仓库，仓库旁边淌着一条脏兮兮的河。

工作简单、乏味、忙碌。

我接过账单，按上面的册数把书运到仓库门口，她给书打捆并核对底账，就是这样的活儿。

加之仓库连个暖气设备影儿也没有，为了不至于冻死，我们不得不一个劲儿劳作。

那不是一般的冷，我想在安科雷季机场打临时工怕也不过如此。

午休时，我们去外面吃热些的午餐，暖和身子，一起呆呆地度过一个小时。

午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

不过在她那次精神危机过后，我们开始一点点谈起自己。

虽然她说得断断续续，但稍过些时候还是弄清了她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