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4）

2010-3-199:46:19本章字数:1331

到了晚清，中国的官场已集体堕落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ldo;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rdo;，作为任何一个有思想但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帝王时代惟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寒窗苦读、研究章句小楷，以科举考试改变身份地位，然后像蜗牛一样通过官场的阶梯慢慢攀援到一定位置，再来实现&ldo;治国平天下&rdo;的理想。

然而待到位极人臣，他们早已被志趣渐颓，精力渐老，年光过尽，锐气尽失，再也没有办事的魄力心情了。

而有没有创新意识，敢不敢创新实践，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大清僵化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们，从不习惯用自己的脑袋思想，对社会每前进一步，朝廷中都曾招来詈责，引起&ldo;群相哗骇&rdo;，被视为&ldo;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rdo;。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那些冒巨大风险主张变法自强者，反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置&ldo;鬼子&rdo;于&ldo;祖先&rdo;之上的无耻之辈，而那些握有重权的顽固派却以&ldo;祖先&rdo;的扞卫者自居，不但毫无风险，而且在道德上居于正人君子的优势地位。

比如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ldo;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rdo;顽固派主张&ldo;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rdo;。

美国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ldo;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想象力，他的面容没有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

他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

&rdo;

康有为的性格使变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

不过我们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假如康有为不那样感情用事，不那样超凡自信，他能够发动这一场变法运动吗？

在大清王朝如此保守、僵固的文化氛围中，正是康有为那种&ldo;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我仆从&rdo;的自信，和他那&ldo;如大海潮，如狮子吼&rdo;的声音，才能给这个&ldo;士风极坏，惟利禄是慕&rdo;的社会以当头棒喝，才能冲破这个民族长期闭塞专制形成的精神萎缩与文化惰性。

然而，这种宗教家似的救世情怀，却在现世中具有&ldo;两面刃&rdo;的特点，以致于他不能以世俗的理性与求实的态度，冷静面对维新变革如此复杂庞大的现实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说康有为&ldo;出世太早&rdo;。

他超越时人，而不适宜于现时。

他的理想是如此高远，以致&ldo;动辄得咎，举国皆敌&rdo;，这也是梁启超说他&ldo;大刀阔斧，开辟事业&rdo;而又&ldo;自今未有一成者&rdo;的原因。

日本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和独立思考传统由来已久。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