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哲经我保出后，怕他住在外面不安全，索性请他住在我们家里。

在他与我们一起住的一年多时间，他经常和我谈论共产主义，使我对共产主义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发生怀疑。

文兴哲聪明好学通英、德文，中文也相当好，能诗能赋，因我爱才故爱护他。

文老太太身材矮胖，为人忠厚善良，和蔼可亲，在社会上独立谋生。

那时，还有国琼女的钢琴女老师张景卿，中等身材，生得瘦瘦的，在成都担任钢琴教师。

我羡慕她俩是社会上独立生活的女性，和她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比较融合。

她俩与我们家经常往来。

还有文兴哲的亲表姐萧友王和友王的未婚夫何尔玉，他俩是左派分子，也经常来家聚谈国事。

有天谈论激昂，都非常担忧国家将到亡国的边沿而流泪，我则大哭！

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五、川局紊乱、暂时离川

次年，即1929年春（民国十八年），是川局最紊乱的时候，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驻扎成都。

全川以刘湘、刘文辉势力最大。

欺压人民，抽拉壮丁，各自设立枪厂，造枪弹，招兵买马，扩充势力，逮捕进步人士。

还各自设立造币厂，把真银的银元改铸成伍角“厂板”

[注]和二百文铜板，通行市面，造成币制贬值、百业萧条，人心惶惶的局面。

这时候，我认为黄包车公司和袜厂都有倒闭的危险，无法再继续经营，否则丈夫会大大生气。

那时怎么办？

同时，我越来越感到家庭方面无论教育、经济必须有所改革。

但是，丈夫守旧，从不答应什么革新的。

当时我决定把家政、财务整顿一下，然后去上海，看看丈夫到上海后情况如何？并把孩子们送去上海读书。

丈夫如果再说我又受了新潮流、新思想的影响，不同意我的一切想法和计划，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再同走一条路。

何况这几年来，我对他的感情愈来愈淡薄，还有什么可值得恋念的呢？必要时，就只好和他分开了。

我的意志已定，但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再固执己见。

到底夫妻这多年已经儿女成行。

于是，我把黄包车公司、织袜厂都结束了。

当时为稳定起见，把所有的资金，暂时购置了田地。

并将全部财产、账簿、折子、房地契约及现款二千五百元和一切钥匙，都交给六弟夏有文暂时保管处理。

我仅拿了现金一百元及到达重庆取现金的三百元一张支票而已。

1929年春，我与双亲、子女等由蓉启程去沪。

其动机是：1，双亲因车公司已结束，空闲无事，趁此机会回沪探亲；2，大儿述禹和他的未婚妻张映书及其姐钟惠去考大学；3，国琼女去考音乐专科学校；4，国瑛、国琇可以在沿途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欣赏大自然的美丽雄伟，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感情，开阔眼界，以学习新文化；5，国璋因病，遵医嘱吹吹海风，咳嗽就会好转，因此也一起去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