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一个笼子跳出又人了第二个笼子。

那时的年月里，我的自由在哪里？我常念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不久，经国琼的音乐教师张景卿介绍，认识了女共产党员四川人郑德音（又名倚虹，解放后任北京第三女中校长，1954年病故在北京）和蒲振声（共产党员）二人。

通过郑德音又认识她的胞弟郑志（又名沙梅），沙梅年约二十岁，身材不高，皮肤稍黄，两眼有神，性格刚强，说话起劲时候脸红耳赤，口沫四溅，为人坦率、真诚，一位热血青年。

那时候，他是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学生，在音专念书。

郑德音长得身材矮小，鸭蛋脸，口才好。

对人诚恳、重情义。

蒲振声中等身材，扁圆脸，近视眼，戴副眼镜，她比郑德音冷静深刻。

她俩都是二十几岁。

她们二人理论较高，有社会经验，看问题尖锐。

她们到上海蒲石路渔阳里二号二叔叔家来看我的时候，说是听说四川有位夏之时都督的太太带了儿女们离家出走，成都社会轰动了，四川小报上有登载，她们看了很惊奇，所以托了张景卿介绍来看看我。

我们一见如故，非常高兴，好像无话不可说。

我就详详细细地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要出走和夏之时离婚，想在社会上做些对国家百姓有益的事和培养、教育儿女等等，都讲给她们听。

她们表示很同情我，很赞成、佩服我这种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

她们对我说：

“你像娜拉一样，由家庭出走，这是很不容易的。

不过，要有毅力、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

娜拉出走后没有下文。

至于你，就看你怎样选择将来的道路了。”

她们还说：“你能出夏家门，这是你争取自由的第一步。

你为争取自由两次跳出火坑，真是中国的好女性。”

我觉得她们真可爱、可敬、真亲热，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她们又问我看过些什么进步的书。

我说在四川的时候看过些文艺书籍，如革拉特考夫著的《土敏土》，郭沫若著的和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落叶》、《女神》、《塔》、《瓶》、《少年维特之烦恼》，易卜生著的《娜拉》等等。

文兴哲也曾介绍给我一些社会科学书，如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此后，她们就常常送书给我看。

其中我能记得的有德国倍倍尔著的《妇人与社会》、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著的《历史唯物论》、辛克莱著的《屠场》、高尔基著的《母亲》、罗曼·罗兰著的《爱与死之角逐》等等。

我告诉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