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心里真是有些别扭。

荣德生办公室很阔气，红木家具、地毯、一个大红木办公桌横斜向门放着……

荣德生约五十岁左右，身材中等以上，看上去很健康，态度从容，说话慢吞吞的。

他看过戴季陶的介绍信和纱管样品后说：“虽然是小型工厂出品，东西做得的确不错。”

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光芒呈现在面前，觉得工厂从此有了前途，心里真是难以形容的高兴。

但他又接着说：“你把样品留在这里，等我们考虑后，写信告诉你。”

从他的态度、语气间，我觉察到是不会向我厂订货的。

又顿时感到无比的失望，几乎流出眼泪，没有和他打招呼拿了皮包转身就走了。

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我邀请某银行投资或者把厂作抵押贷款。

但那时候上海女子创办工厂独我一个，人们对女子办工厂很不信任。

该行负责人在参观群益，盘问一番后，终于遭到了他们的白眼。

这件事本来是自讨没趣，银行家怎么会来帮助我这样的女子和这样的小工厂呢。

戴季陶诚心助我未成，我仍然感谢他的。

这里顺便写几句有关戴季陶事。

戴季陶有学问，学者修养颇深，信佛教，可惜在政治上陷入歧途。

据闻当年他在印度、缅甸讲学受到甘地、泰戈尔等人的礼遇。

由印度回国后住四川成都枣子巷老家。

当时他的生活一切费用均由向育仁（名传义）军长负责办理照顾。

1949年2月11日，解放军南下后，他不愿去台湾，在广州自杀身亡。

去菲律宾招股办厂后，我带着孩子们与双亲分开，另租法租界麦色尔蒂罗路（现名兴安路）三德坊两间亭子间住下。

二房东福建人庄希泉，进步人士。

身材中上，相貌端正，口才好，性格豪放，为人极其正直、热情、讲义气。

他喜欢喝啤酒、游泳。

他和夫人余佩皋在上海主办曙光公学校。

同住房客有两位福建人张殊明、张昭明，协助他办曙光公学（张昭明是中共党员）。

还有张殊明的胞弟张楚琨，中等身材，长相英俊，皮肤白白，双目炯炯，嗓音清脆，话不多（为革命写文章、做侨务工作，解放后任厦门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人热诚，重情义，当时他住别处，常来探望哥哥和我们。

我和孩子们都称他小张先生。

我们很亲切地交往，现在已是全家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移住在这里觉得很愉快，白天去厂里办公，晚上回来得早的话，大家谈论时事和革命理论。

张昭明因政治活动受到当局威胁，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难以立足于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