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破鞋烂衫，简直像无家可归的一群小流浪者。

我们虽然如此生活，却未感到有什么不愉快。

因为出狱后，对革命认识更提高了一步，并想到世界上不如我们的人，不知有多少，革命不成功，穷人就无出头日子。

孩子们这时倒很高兴，因为过去我天天忙于在外奔波，她们都住校（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住校，本来不合规定，是我向校方竭力请求才特许的），平时母女除周末外，见面时不多。

现在天天教她们念书，教她们唱歌，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孩子们感到能和妈妈朝夕相处，很是幸福。

像这样的生活，后来因我又忙于事务，再无这样的机会了。

我们就这样在陶社躲避了一年多，才又悄悄地回到上海。

返沪后知当时骆介庵也获释放，沙梅被判五年。

沙梅在狱中时，我曾拜托许柯同志送去音乐书籍，拜托俞承修大律师设法疏通。

最后大概是他自己极力活动之故，减刑三年多释放了。

后来，沙梅对我说：“敌人在别人处抄得了名单，造成了—一被捕的。”

我和沙梅经过这件案子成为难友，更加深了一层关系。

沙梅一直是不顾寒暑努力于音乐、戏曲方面的创作。

他并主张音乐大众化，令人敬佩。

沙梅的成功与他的夫人季峰同志温顺、贤能的协助是分不开的，家务子女的抚养教育等一副重担多半都是夫人独担。

现在亲爱的沙梅同志已于1993年6月30日在沪病故，噩耗传来后我全家哀痛不已！

三、火车开了，急哑琼女

从杭州回沪后，住辣裴德路桃源村，还不敢公开露面，仍然躲风度日，很长时间生活无着。

记得当国琇、国瑛小学毕业时，学校规定要有件班服，我筹划几天，最后还是又拿国琼女的大提琴去押当的钱来给她们各做一件白府绸滚绿色边的班服。

因赶做衣服，国琼女代我以家长身份去参加毕业典礼，成了最后到的一个人。

孩子回来告诉我：“妈妈，衣服老不送来，把我们急死了。”

国琼女说：“她俩急急忙忙穿上班服就上台唱歌了，我看到很高兴。”

为了生活前途，我开始暗中整理群益工厂。

可是家务又多，简直忙不过来。

孩子们的管教成了问题，不得已除国琼女留在上海继续在音专读书外，其余三个孩子只好忍心送去苏州留在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寄读。

记得当国琼女送她三个妹妹到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国琼女一着急，嗓子立刻哑不成声，因为她知道这笔路费是七拼八凑得来的。

可怜的琼儿，因贫穷而使她知道的心里经常受到伤痛！

景海是教会学校，那时候的学校无论民办、国立，多以营利为目的，一团糟。

教会学校学风和生活习惯都比较好，教学比较认真，管教比较严格，清洁卫生也较讲究，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四、对女儿教育点滴

孩子们进了教会学校条件比较好，但又怕孩子们做礼拜信仰宗教，受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除读书和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外，思想方面由我自己紧紧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