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母女住美华里的一段苦难生活，不仅邻居、知友白薇深知，邻居沈火山（别名，正名忘记了，后来她曾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也非常清楚。

1994年我侄子张树基来京探望我们时，在机上和沈女士聊天，沈女士对张树基说：“你姑母董竹君是有名望的人，当年我们都住在上海美华里，她带着四个孩子，生活苦透苦透！”

我因巡捕房还在找麻烦，不便露面，加之本身失业，所以女儿们上了学，我就在家里操作。

除探望父亲的病，很少出去。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影制片厂“电通公司”

需要尽义务的音乐工作人员，但人们害怕染上“色彩”

对他们不利，无人愿意参加。

我吩咐国琼女去该公司工作。

她在该公司摄影棚里经常担任大提琴伴奏。

她加入电通公司之后就经常和一些左翼的音乐家、戏剧家、电影工作者在一起工作。

此外，吕骥、贺绿汀等所发起的“业余歌咏团”

，盛家伦、沙梅等发起的“新生歌咏团”

，国琼女也参加工作，并且是该两团发起人之一。

电通公司仅拍成几部片子，如：《风云儿女》、《桃李幼》、《新女性》、《都市风光》等，不幸仅办了三四年即被查封了。

在电通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期参加者如下：

1．陈波儿（女）2．蓝苹（女）3．王莹（女）4．吴湄（女）5．施超6．唐纳7．顾梦鹤8．金山9．吴茵（女）10．沙梅11．盛家伦12．丁里13．崔嵬14．沙蒙15．李实16．夏国琼（女）17．田蔚（女）18．田菁（女）19．陈凝秋20．吕骥21．赵丹22．郑君里。

当时国琼女还年轻，我很担心，怕她出事，总等她回家才能安心入睡。

有时要等到鸡鸣她才回来，匆匆吃些早点又去上学。

她在上海学生时代，经常和同学们参加地下工作。

如示威游行（站在第一线）、秘密运送传单和进步书籍。

这段时期的生活更是穷困了，孩子们几乎辍学。

承惠平中学女校长、四川人张平江（解放后曾任四川成都政协秘书）的义助，兔费一个学期。

致使孩子们未失学，迄今感甚！

吃食方面，我个人有时用白糖、盐下饭，有时候，四块大饼油条仅够孩子们吃了上学，自己不吃早点是常事。

有次卖了一双鞋，买了大饼油条。

又用我仅有一双丝袜、两件蓝白色洋布连衣裙、西服和一双用两角钱在皮鞋摊上买来的白皮鞋（鞋面有些破了，我用线缝好后，擦上白粉看不出坏处了），度过了夏季。

记得有一天，我们和刘连波去上海电影院看电影，到门口见晚上票价贵钱不够，大家掏空口袋凑不齐钱，只好又折转回家。

有一天下午，将到黄昏时刻实在无钱买米菜，住在亭子间的张进之再三劝我去找杨虎，我坚决不去。

结果我把穿在身上唯一的一件紫红白条毛衣和国琼女开学生演奏会时做的一件黑绸缎子滚边旗袍，一同拿去霞飞路全神父路（现名瑞金路）“源康”

押头店押了五角钱，买回菜米。

那天晚上，孩子们放学回来总算吃上了晚饭。

当押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

当票一堆，当当取取。

有次为付国琇、国瑛女小学的校服费，又叫国琼女把大提琴拿去临时押当。

后来，国琼女常去上海两江女子中学和乘公共汽车来回要两小时的上海江湾女子中学教琴，所得酬劳贴补家用，生活稍宽松些。

我们住在美华里很穷苦，但是每人出少，总是衣服洗烫得笔挺（当时烫斗是用木炭的），孩子们上学仅有的蓝布罩衫，也是烫得贴贴平平的。

虽然这是生活的小事，我也不愿使自己和孩子们给任何人以自暴自弃，显得多么寒碜，以至肮脏的印象，要使我们坚强的生活意志表现出来。

并教导孩子们帮助烧饭、洗衣、补鞋、搞清洁卫生等，训练她们爱好整洁，虽然穷苦，但让她们生活得有条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