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那时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创立新月书店。

我虽然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却也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

于是我答应他们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给他们出版。

这书的初稿作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

中间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几十斤盐，头发也多白了几十茎，见解也应该有点进境了。

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

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的采用了。

我前年（一九二六）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

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

唐人小说《游仙窟》在日本流传甚久，向来不曾得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如鲁迅先生，如英国的韦来（waley）先生，都看重这部书。

罗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宝贵的了。

近年盐谷温博士在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里发见了《全相平话》，吴昌龄的《西游记》，明人的小说多种，都给我们添了不少史料。

此外的发见还不少，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国内学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可宝贵的结果。

《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杂剧与小说，不但给我们添了重要史料，还让我们知道这些书在当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的流通也是近年的事。

《白雪遗音》虽不知落在谁家，但郑振铎先生的《白雪遗音选》也够使我们高兴了。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

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近十年内，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

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

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以上种种，都是近年国内新添的绝大一批极重要的材料。

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

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澈底修改一遍了。

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变的线索。

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地改动了。

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

怀疑便引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

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

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

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