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诗里固然也谈玄说理，却不是抽象的写法。

钟嵘《诗品》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为中兴第一”

。

刘勰也说，“景纯（郭璞，字景纯）艳逸，足冠中兴”

。

所谓“平淡”

，只是太抽象的说理；所谓“艳逸”

，只是化抽象的为具体的。

本来说理之作宜用散文。

两汉以下，多用赋体。

用诗体来说理，本不容易。

应璩、孙绰的失败，都由于不能用具体的写法。

凡用诗体来说理，意思越抽象，写法越应该具体。

仲长统的《述志》诗与郭璞的《游仙》诗所以比较可读，都只因为他们能运用一些鲜明艳逸的具体象征来达出一两个抽象的理想。

左思的《咏史》也颇能如此。

两晋的文学大体只是一班文匠诗匠的文学。

除去左思、郭璞少数人之外，所谓“三张、二陆、两潘”

（张载与弟协、亢；陆机与弟云；潘岳与侄尼），都只是文匠诗匠而已。

然而，东晋晚年却出了一个大诗人陶潜（本名渊明，字元亮，死于四二七年）。

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

他的一生只行得“自然”

两个字。

他自己作了一篇《五柳先生传》，替自己写照：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

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

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

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气都扫除的干干净净。

他生在民间，做了几次小官，仍旧回到民间。

史家说他归家以后“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

（《晋书》九十四）。

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