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天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毁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离乱说……（杜甫《忆昔》）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

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上半截然不同了。

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

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像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

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

他们只会拢统地夸说“盛唐”

，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

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

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的时代了。

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

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仿作的文学了。

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作“新乐府”

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

元结、顾况也都想作新乐府表现时代的苦痛，故都可说是杜甫的同道者。

这个风气大开之后，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起来，发挥光大这个趋势，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七五五—八五〇）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

故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直是以诗为游戏而已。

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应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意儿，更不足道了。

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

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