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有意要作文学改革。

他又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书讳“治”

字，故改为“理”

字，此处之“理道”

即“治道”

；上文元氏《叙诗》书的“理务因人”

，“理乱萌渐”

，皆与此同）。

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最末十四个字便是元白的文学主张。

这就是说，文学是为人生作的，不是无所为的，是为救人救世作的。

白居易自己又说：

是时皇帝（宪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便是他们认为文学的宗旨。

白居易在别处也屡屡说起这个宗旨。

如《读张籍古乐府》云：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

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诗中自叙一段云：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当时的一个狂士，他最富于感情，常常为了时事痛哭。

故白居易诗中说：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

太尉击贼日（段秀实以笏击朱泚），尚书叱盗时（颜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凶寇（陆长源为乱兵所害），谏议谪蛮夷（阳城谪道州），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

这个人的行为也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他最赏识白居易的诗，白氏《与元九书》中有云：

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

唐衢死时，白居易有《伤唐衢》二首，其一有云：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惟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