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我要离开法国。

&ldo;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ldo;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

&ldo;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ldo;我肯定对此抱有希望……&rdo;

&ldo;希望在哪里?……&rdo;马克思一时又在责怪自己经济上的无能，&ldo;妻儿子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rdo;

于是，马克思在9月5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

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他好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

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

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产期已近。

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号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

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iddot;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正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

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写信谈起了艰难的处境：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

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

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

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

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

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

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多么不容易。

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

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

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只要把我们的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

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