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有例的。

比如&ldo;长冠&rdo;（又叫&ldo;斋冠&rdo;），是一种竹皮冠，相传是刘邦发迹之前发明的，所以又叫&ldo;刘氏冠&rdo;。

刘邦发迹之前，不过是个混混。

虽然谋了个&ldo;泗水亭长&rdo;的差事，也不过是个试用的吏员。

他头顶上的那个竹皮冠，又能怎么样？只因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后来竟被定为官员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还没资格戴。

又比如&ldo;花钿&rdo;（又称&ldo;额黄&rdo;），是一种两眉之间的装饰。

它的缘起，据说是南北朝时，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仰卧檐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额上眉间，染成颜色，拂之不去。

宫女们见之奇异美观，便竞相效仿，蔚为风气。

李商隐《蝶》诗云：&ldo;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rdo;，说的就是它。

最可笑的是&ldo;点痣&rdo;，原本是天子后宫嫔妃，月事来临时，不便奉承龙恩，又不便言说，便以朱砂点面为标记，传到宫外，竞也成为一种装饰了。

显然，&ldo;从上&rdo;就是&ldo;崇上&rdo;，而&ldo;崇上&rdo;也就是&ldo;崇尚&rdo;。

一个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谁说了算？难道是老百姓不成？当然是&ldo;上面&rdo;说一不二。

何况&ldo;跟着上面走&rdo;，大家也心甘情愿。

下层社会对上流社会总是盲目崇拜的，再说也&ldo;保险&rdo;。

因为一方面，惩罚总是&ldo;自上而下&rdo;的；另方面，也&ldo;刑不上大夫&rdo;。

这样，从上，就可以避免承担始作俑者的风险，即便错了，也不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受到追究。

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宫廷较之民间，都市较之乡村，上层较之下层，总是更豪华、更排场、更精美、更先进。

跟着上面走，就既保险，又可&ldo;得风气之先&rdo;，何乐而不为呢？

&ldo;从众&rdo;的心理也如此。

中国人做事，对错先不论，只要是&ldo;大家&rdo;都这样做了，便先有了三分&ldo;合理因素&rdo;和&ldo;保险系数&rdo;。

即便果真错了，也毋庸忧虑会受惩罚。

因为&ldo;法不治众&rdo;，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

要打击和能打击的，只是&ldo;极少数&rdo;、&ldo;极个别&rdo;胆敢出头的&ldo;分子&rdo;。

至于&ldo;群众&rdo;，则只是教育问题，顶多问个&ldo;盲从&rdo;之罪。

但&ldo;盲从&rdo;其实是无罪的。

因为既然是&ldo;盲&rdo;，当然也就&ldo;看不清&rdo;。

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

何况看不清的，又不止一个两个，可见不容易看清。

是非本不易看清，咱们又有点盲目，哪能不犯错误呢？话说到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中国人喜欢&ldo;从众&rdo;，还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价值都要由群体来确证。

这样一来，群体和他人，便成了鉴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

群体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群体和他人都不做的，我们自己就做不得。

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ldo;非礼&rdo;，阿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ldo;和尚摸得，我摸不得？&rdo;其实和尚何曾摸过？又有谁说和尚摸得？没有。

可见是胡说。

但阿q却非得假定和尚摸过摸得不可。

因为只有如此假设，他的非礼才是&ldo;从众&rdo;，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既然说话办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按照别人的发生做事情，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委过或迁怒于别人。

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ldo;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到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