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如此，日子由夏入秋，三屉桌面上完成的稿子一天一天地厚起来。

入秋以后，在贵州的山里，雨雾天越来越多，晴朗的日子真是难得一见了。

我们居住的石头房子泛了潮，屋里屋外都是潮乎乎的，站在屋顶上，眺望看熟了的整日里被蒙纱雾笼罩着的山野，情不自禁会有一种沉闷感。

电站上一位老医生，姓周，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找准了《蹉跎岁月》的开头。

他读完了我的前一部小说稿《风凛冽》，对我说：&ldo;稿子是很好看。

不过，我担心，你这稿子不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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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瓢冰水浇在我的头上。

我拿已写完的《风凛冽》给他看，一是对他甚为信任；二是他身为长者，会给我提出中肯的意见；第三呢，我暗暗地还巴望着，他会夸我几句。

那一年，虽然我已出版了《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和《岩鹰》（和别人合作）三本书，由《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业已上映，但是对于我来说，在创作上太需要突破了。

哪晓得周医生看完稿子，会对我这么说。

为此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时值初秋，天天有雨，是贵州山乡里绵绵无尽的霏霏细雨。

我照样一天一天往下写着，写得辛劳却也顺畅，每天要写完一章，时常都得写到夜半三更。

怕影响妻子，我在台灯罩子上常常要遮两层报纸。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收到了《收获》杂志的一封短信，信上通知我，去年秋冬时节，我送到即将复刊的《收获》杂志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已定于刊发于1979年的第五、第六期。

写作《蹉跎岁月》的日子（2）

哦，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喜讯。

对于陷入创作困顿与迷惑中的我无疑是最大的激励。

我写作《蹉跎岁月》的信心更足了，笔势也大胆地放开了许多。

到了9月底，三十万字出头的《蹉跎岁月》写完了。

这样，我的抽屉里已经放着两部长篇小说稿：《风凛冽》和《蹉跎岁月》。

那年头还没见复印机，生怕邮寄遗失，我仍旧像乡下人一样，决定把稿子亲自送到编辑部去。

1979年的国庆节要到了，妻子的预产期是11月份。

国庆有假期，我们决定把国庆的假日和探亲假、产假合在一起，回上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