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文思更应神远。

于是我下了决心，来写作五个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层次的家庭。

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经当过知青，都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而今天，他们却又在上海，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次和阶层。

无情的岁月和时间已把当年还是以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

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于找上门来的孩子，自己亲生的骨肉，他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不同的。

这么一想，创作的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涌上心头。

他们联系着西双版纳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也联系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

而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经历。

对于我这个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我曾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我还因写作的关系潜心入神地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他们独特的风俗。

同时我毕竟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后又因出差、开会、改稿不时地回归故里，兴味浓郁地以一个游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见到了上海那些年里的变化。

于是乎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当把这些人物放在西双版纳和上海的各个层次上展现时，多少艺术的亮点闪烁起来。

前面我提到&ldo;下了决心&rdo;四个字。

在形成构思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下决心呢？

原因是极为简单的。

那就是在没写之前，我已经看出了这一构思的缺陷，尽管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尽管有的故事本身还要悲惨，但是五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孩子，约好了一同到上海来寻找他们的生身父母，这样的故事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巧合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

她只能产生在我的构思之中，只能发生在我的小说里。

《孽债》出炉前（2）

这只是虚构。

既然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还要下决心这样构思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的构思来自于生活的真实。

尽管生活中不可能会发生相同的事，但是这样写出来，读者是会认同的，这恐怕也在间接地回答了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之间的关系吧。

构思已经形成，我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开始写作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2001年4月）

《孽债》和老谢（1）

提笔写作《孽债》这一本书的时候，正逢我面临着奉调回上海作协工作。

谁都知道，调动和搬迁带来的是多少繁琐不尽的具体事儿，我整个人都处在生活、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动和适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