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lso;客观实在&rso;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

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

社会史学上有一种&lso;必然论&rso;；辩证史观里叫做&lso;客观实在&rso;（objectereality）。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lso;百依百顺的女孩子&rso;，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lso;客观实在&rso;，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lso;有。

&rso;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

子曰：&lso;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rso;（&lso;论语阳货&rso;）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

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lso;客观实在&rso;，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lso;共和国体&rso;；政治学家则称之为&lso;代议政府&rso;（representativegovernnt）；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rso;而来的）&lso;民治时代&rso;。

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lso;新的民族生活方式&rso;（anewwayoflifeforthewholenation）。

和&lso;传统生活方式&rso;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lso;形态&rso;。

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

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lso;毕其功于一役&rso;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lso;代议政府&rso;为重心的&lso;民治时代&rso;，是必然会出现的。

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

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lso;必然&rso;。

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an≈event）都改变不了的。

这就叫做&lso;客观实在&rso;。

胡适不承认&lso;客观实在&rso;这个概念。

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lso;民冶时代&rso;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lso;必然性&rso;。

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lso;必然性&rso;，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lso;客观实在&rso;的&lso;存在&rso;呢？胡适之所以对&lso;实在论&rso;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

【详见&lso;实验主义&rso;一文，载&lso;胡适文存&rso;，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

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