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

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

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cio─politicalentity），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插llen）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

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lso;一次革命论者&rso;，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

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

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

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

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lso;封建残余&rso;，居然能以&lso;六君子&rso;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

只是&lso;人间无水不东流&rso;，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lso;共和政体&rso;的&lso;民治时代&rso;，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lso;客观实在&rso;，是不能掉头的。

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lso;民治时代&rso;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lso;六君子&rso;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lso;六君子&rso;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lso;现代学识&rso;，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

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

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

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

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

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

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

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

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lso;反骨仔&rso;也。

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

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

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

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

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