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建立以后，&ot;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ot;，从北方南渡而来的士大夫和南方原有士族的权力如何分配，成了棘手问题。

权衡结果是：南方原有的上族保留其既得的利益，而南渡的士大夫也要安排其官衔职位。

而这样势必出现&ot;僧多粥少&ot;的局面，所以朝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郡县划小，官府增多，每个官府人员增加，特别是号称江南富庶之区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首当其冲，吴郡有户二万五千，但设置了十一个县，每具二千余户;吴兴有户二万四千，设县十个，每县亦两千余户;只有会稽郡户数三万，设县十，每具平均三千户，这是当时很大的县了。

有的小县甚至户不满三百，有的郡户不过二千。

1王羲之给谢尚的信说：&ot;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

&ot;2机构、郡、县增多，人员数量也为之增长。

仍以郡、县为例：据《晋书&iddot;职官志》：&ot;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者，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

郡国皆置文学椽一人。

&ot;县一级，&ot;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1《晋书&iddot;地理志》。

2《晋书&iddot;王羲之传》，王羲之任会稽内吏时，谢安尚未出世，原作给谢安的信，应是结谢尚的，故改。

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ot;再加上五百户以上的县所设置的乡级官吏，由下而上，刺史及朝廷各衙门，征、镇、安、平诸将军幕府，其人员数量非常庞大。

这么多的官吏，他们不是无所事事，尸位素餐;就是到处扰民，搜刮钱财。

据王羲之说：&ot;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动费万计。

&ot;各官府之间&ot;为法不一，牵制者众&ot;。

魏晋时期实行的&ot;九品中正法&ot;，起初是&ot;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ot;3，后来徒有虚名，官职成为中正官的一种交易，任人唯亲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ot;门阀专政&ot;。

由于西晋的连年战争，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东晋政权建立后，形成了&ot;北方大族为主，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ot;局面。

它的特点是重视&ot;门资&ot;。

没有一定的家庭、士族背景，那么与政治舞台是无缘的，&ot;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ot;1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门阀士族是历史进程中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

门阀士族中的人并不全是昏庸、无能之辈。

东晋之初，风雨飘摇，中原少数民族首领虎视眈眈，南北土族、移民与土著人矛盾重重。

加之皇帝短命，弱主强藩，形势十分复杂。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庚、桓、谢四家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出力最多，威望也最高。

他们联合南方士族，实行集体议政方式，初定国家大事，尔后经皇帝（或代替年幼皇帝摄政的皇太后）决定，诏令实施，这实质上是君主制下士族权贵合议的国家体制。

明帝大宁三年诏：&ot;大事初定，其命惟新。

其令大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

&ot;这些都足以说明并不是所谓&ot;政出多门&ot;。

东晋时期除个别高级官员专权跋扈外，一些身居高位、辅政的重要人物尚能以大局为重，为东晋政权的巩固竭尽全力。

王导在元帝时任丞相，后来又经历了明帝、成帝，&ot;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ot;，&ot;善处兴废&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