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逢的喜悦中，一缕惊悸和哀伤，在我的心里蔓延。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真是我没有想到的。

虽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事情，一个也就百十号人的2队，整整40人死了，实在是太多了!毕竟像是屋子一半的墙坍塌了一样，青春记忆里的2队的天空，也黯淡下了一半。

心里暗暗地想，我们自己也老了，我们的青春也无可奈何地老了呀，老得已经不堪回首。

只是我们自我感觉有时候那样的良好，良好得让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差出去老远。

我最关心原来在农工班里的曹永本和张玉钦。

可以这样说，在北大荒，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不起他们两位。

那一年，我没有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两人却倒了霉，成了工作组的刀下祭品。

似乎工作组不揪出几个反革命没有法子向上向下交代一样，他们在我的身上没有抓到预想的那些过硬的材料，不得不放过了我一马，却不容分说地把他们两人给揪了出来，在60年代末为了开荒组建2队而调来的两位带头的共产党员，如今铁证如山似的，说他们两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

曹永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党的组织关系，张玉钦的档案里也缺少入党的证明材料，派人出去外调，他们两人提供的入党介绍人，一个也找不着，假党员，更是板上钉钉了。

在那个年月里，档案神秘得很，档案里哪怕一张小小的纸条，都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他们两人就这样被理所当然地揪了出来，一下子成了过街的老鼠。

而那时候，我被当成了可以教育的对象，于是工作组给了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为宣传队写节目，反映2队揪出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胜利。

墙倒众人推，把许多莫须有的罪状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其中一条是他们对知识青年的拉拢腐蚀。

我写了一个小话剧《小张跑了》，主要说的是这事。

不仅我写，而且，我和老朱还上台演出过。

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可悲，刚刚死里逃生，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而把屎盆子往他们两人的身上扣，让工作组演出了一场借刀杀人的收官好戏。

因为这之后工作组就大功告成，拍拍屁股地走人了。

当然，我可以这样为自己洗白，当时我们确实不了解情况，说他们档案里的问题，足以让我们轻信，不清楚其实工作组既然可以曾经想陷害于你，也就可以栽赃于他们两人。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可以让自己得到原谅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样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是专横政治对人的戏弄与迫害？云层后面是有星星的，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云层压迫过来的浓重而逼人的阴影，而忽略、躲避，甚至不敢正视云层后面的星星的光亮？我所写的那个小话剧，实际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