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

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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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身比身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

。

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等做换胯关节的手术。

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

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

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

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

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手屈一指的专家。

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

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

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