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

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

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他与别尔津成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地区。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

莫斯科决定把情报。

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莫斯科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到中国来。

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

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

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

但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

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

莫斯科急需有关中国的情报，必须重新建立被破坏的间谍组织。

1929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经过与别尔津的几次谈话之后，别尔津便决定把佐尔格派往中国。

别尔津认为，佐尔格不仅有在国外可以作为很好的护身符的记者身份，而且他还是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扎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或许有朝一日还能派上用常佐尔格几乎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国之行的。

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敬仰已久。

他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他个人是极为重要的。

况且，他已认识到亲自到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而当时仅有少数&ot;政治观察员&ot;认识到这一点。

佐尔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到柏林，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准备起程了。

他按计划去办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

这两个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签订的；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签订的。

佐尔格给《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投稿，作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基本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