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

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

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

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

在这里，德裕尽管有&ldo;旧例&rdo;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

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

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

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

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

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

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ldo;维州事件&rdo;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

与&ldo;维州事件&rdo;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

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

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ldo;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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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